科学事业是崇高的，需要以奉献心情投入毕生精力。基础性研究往往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，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即时利益；应用科学则可为人类带来福利。尽管我曾决定不会从事健康研究的前线工作，但某种原因还是促使我去开发医疗保健工作者使用的工具，用以治疗现今社会中传染性疾病，减轻人们的痛苦。

在犹它州大学读完博士以后，接下来的几年，我分别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医院和诊所的微生物实验室中工作，所承担的职责也越来越大。我感到事业已经隐约出现了一个转折点。当时，你只需用在研究院学到的知识去进一步深化科学理论，不用去考虑那些世俗问题，比如说你的发现能否给人类、给病人带来好处。我开始逐渐看到，在科学研究体制上，也存在相当严重的政治与官僚作风。让我感到左右为难的是，科学-尤其是医学，正在日益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。我知道自己并不想成为医药公司的雇员，也不想钻进基础研究的象牙塔或在制度体系中玩弄权术。

受到独立不羁的莱纳斯.鲍林(LinusPauling)影响，还有从父亲那里秉承的创业精神，我决定走自己要走的路。
那时只有两种病毒性疾病：肝炎和风疹。两种病的诊断都可以通过实验室来确认。我决定尝试开发那些迫切需要的试剂以对付其它病毒感染。我的希望是，在病人离开医院前就可以完成试验并把结果汇报给医生，那将比现在的普遍做法有效得多。
于是，我返回犹它州的盐湖城，那里的实验室设备齐全，足以进行细胞培养，却一直泛人问津。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LaJolla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(SalkInstituteforBiologicalStudies)以前使用过那里的设备。约拿斯.索尔克博士(Dr.JonasSalk)发现和培育了世界上首例有效的脑灰质炎疫苗，他对于水貂阿留申病最感兴趣，这种病毒感染往往发生在人工饲养的水貂身上，我们至今对这种疾病还有很多谜团未能破解。索尔克研究人员没有在水貂试验中取得多大进展，将试验终止，我冷手执了这个热煎堆，成了他们这个决定的最大得益者。

我对索尔克怀有深深敬意，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科学家。他认为对科学家而言没有失败，只有徒劳无功。作为莱纳斯.鲍林(LinusPauling)的同行，约拿斯.索尔克(JonasSalk)把生物学看作一门科学以及基础文化学科，它揭示了人类和自然宇宙、人类与科学、艺术、宗教和人文价值观之间的关系。和鲍林一样，索尔克并不为学术界接受。他常说自己最大的悲剧就是受盛名所累，为他在学术界内部招来大量非议和嫉妒。据他说，要不是他一手创立研究所，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成为其中一员。

为开创事业，我卖掉所有财产，从小型商业管理局贷了款，用这笔钱购买用以进行病毒诊断试验的设备。我给试验室命了名，靠一张提供实验室服务的合同维持开支，“一脚踢公司”就这样开始了。我的工作包括为皮毛协会进行阿留申病毒电气冰动分离。实验室和水貂养殖厂以前未能为索尔克带来的利益,被我这名幸运者接收过来，尽管在这样狭小炎热的环境下，那股气味简直让人难以忍受。

高露实验室于1974年成立，到了1977年6月，也就是仅仅在两年半之后，我的几个滤过性毒菌诊断测定法，已经得到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(FDAU.S.FoodandDrugAdministraton)肯定，并准备推向诊所和医院实验室。当听说一些大制药公司多年来一直试图做同样的事却功败垂成时，我感到相当振奋。我知道，与大制药厂相比，我的资金几乎就像大卫和歌利亚之间的差异一样，要继续保持竞争力，必须尽可能开发高技术含量试剂。我开始培养当时所有对人类疾病诊断有着重要意义的病毒，有了这些培养基，我就可以着手准备试验体系，研究这些病毒导致的疾病，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事。

我首先集中精力研究孢疹病毒，开发培养方法和针对大多数这种病毒的测定法。市场上第一次有了此类产品。EBV(Epstein-Barrvirus，非洲淋巴细胞瘤病毒)测定法是高露实验室取得的突破性成果，这使高露实验室在全世界奠定了成功基础。当时整个世界，特别是欧洲，都在等待这种测试法。在我所进行的三十多种诊断试验中，EBV测试法是我在医学诊断中得以确认的，这种方法在别处无法复制，迄今为止，它仍然是诊断这种病毒所引起的感染的“黄金标准”。当时，一种病菌感染一旦确认，医生可以用一大堆抗生素来根除疾病，但抗病毒药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只处于开发阶段，因此，很多医生对于一些病毒感染往往不能确认。有一种诊断试验方法可以替代EBV，那就是异染体试验，但这种试验并不具体，并且在确认儿童所受的感染时毫无效果。

通过EBV确认感染有两个重要原因。首先，必要确认非典型的单核细胞增多症，因为这往往表明了潜在的免疫异常。其次，通过试验可以获得信息以排除大量的失调紊乱，从而防止EBV感染可能将其扩大化。比方说，弓形虫(Toxoplasmagondii)感染对于孕妇在头三个月内具有潜在危险性。

在没有广告，事实上在没有任何营销措施情况下，高露EBV试剂的全球销售额每个月都有稳定增长。我一直感到骄傲的是，我看重的不是高露实验室成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，而是我们的产品填补了以前未被满足的医药需求，同时，对于那些健康专家来说，我们的产品能令他们的病人迅速康复。我之所以能在滤过性毒菌诊断学研究中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，是在高露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操作的质量。病毒不能自身繁殖，它必须劫持主细胞的新陈代谢机制才能产生其构成成份，随后集结成滤过性毒菌微粒。我知道要研究出最有效的滤过性毒菌测定法，必须培养出最好的滤过性毒菌抗原。因为病毒需要主细胞来繁殖，如果不能培养出健康的、完全符合要求的细胞，我也就不能培养出优良的病毒细菌。

培养细胞并不容易，即使是很健康地生长了数月的细胞，它们也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相继死去直至死光。由细胞培养出来的细菌对环境，特别是对培植介体中的营养物质非常敏感。
一个从东海岸重新迁址到西海岸的细菌培养实验室发生的事件，可以说明培养细胞之难。在新的实验室中，仅仅因为水的纯度和以前有细微差别，培养的细菌几乎都死亡了。最后，培养细菌的水要横跨整个国家由东岸空运到西岸，直到一年后细胞适应了新环境为止。

高露实验室拥有当今最好的细菌培养设备。在多年培养细胞的实际工作中，我已经探讨出一个特殊的培训方案，吸引并培养了一些这个领域中优秀的细菌培养技术专家。就像其它学科一样，在进行专门研究时，直觉与常识往往和精密的设备以及技术知道一样重要。高露实验室取得成功的秘诀，主要在于我们全面掌握了关于不同类型的细胞营养要求的知识。通过对生命所需的所有基本营养物质的正确组合，我几乎能将细胞无限期地保持在健康状态，并且没有任何衰退和疾病迹象。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知识会在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静静起革命，获得良好营养的原理是普遍性的。如果我们能根据基本的营养需要，每天全面地、正确地、适量地为身体补充营养，保持营养平衡，那我们就能获得长期的健康。总之，身体的健康源于细胞的健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