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们实践的过程中，必须牢记一点-成功只是一个阶段，不是终点，更不是顶峰。终点通常意味着抵达与结束。我们可以将生命比作连绵不断的山峦，有高峰也有低谷，有上坡也有下坡，前面总是有更多山峰等你去攀登。你我在生活中都攀登着各自的“珠穆朗玛峰”，就如爱得蒙.希拉里(SirEdmundHillary)那样。他说：“逢山过山”。我们在攀登的同时更享受到那份由于知识、技巧和勇气经得起考验的兴奋。

我总觉得“退休”一字辞不达意，该词应作“重试”，或者也可以写作“重兴”。“退休”暗示“已经了结的事业”，字面直译是“再一次累了”，或者“最后一次累了”。人们在完成一项大事业后举行新项目的预祝典礼，期待在前方路上体验新高峰，努力追求以前从未试过、从未想过的新目标，挑战并强化我们的身心和精神。

有人认为一旦攀上“成功”的高峰就从心所欲，这种想法是荒谬的。我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以享受到某种成功，不过到了下个礼拜我的感觉可能没那么好。因为市场可能会走低；一张医生诊断书会让我担心；我也可能会急需家人的帮助。说“我成功了”的人，等于将这个辞标上了永久性，以为甚么都不会改变，以为世上的一切会保持现状。世事如棋局局新，任何事物都有变数-不管成功的含义是甚么。我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你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健康选择，让它愈变愈好，以免成为负面影响下的受害人。

罗伯特.雷德福(RobertRedford)是一名出色电影演员与导演。USANA健康科学公司设在犹它州的总部附近的山区有他的“与阳共舞”中心(Sundance)，他在那儿同时干着电影制作和环境保护工作。几年前，当他被人们誉为美国票房点金棒时，曾对前来采访他的电视记者说，他立志成为行业翘楚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一定不能被已有的名气蒙蔽双眼。每当他稍微陶醉于自己的票房号召力时就会马上提醒自己，成功永远是自己的竞争对手，决不可固步自封。正因为成败转头空，我们要竭尽全力做得更好。

我自己的成长经历肯定了一个事实-成功是一种探险方式。“青云之路”-这一章标题受前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.福罗斯特(RobertFrost)名作“前路漫漫”(TheRoadNotTaken)的启示而作的。甚么样的路才是青云之路呢？福罗斯特认为那是条少人走的路。

我的父母、弟兄们和我自己都在北达科它州((NorthDakota)的拿破仑镇(Napoleon)长大。当然，并非每条路都通向那个镇，那么你可能就会说到得了镇上的那条路符合了“少人走的路”的特征。这条路两头各竖着一块牌子，分别是“减缓车速”与“恢复车速”。好吧，就算你用不着走那条路穿行拿破仑镇-一个千人镇-去到其它大城市。确切地说，我1940年在俾斯麦市(Bismarck)的医院出生。

俾斯麦是个大城市，人口约两万。我是我们家中第一个不在自家屋子里出生的孩子。在俾斯麦这个大城市呆了整整三天后，我终于回到了家，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。我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。父亲亚当(Adam)和母亲伯莎(Bertha)是德国后裔，他们终身居住在拿破仑镇的周围地区，家里各自有12个兄弟姊妹。凯萨琳女皇陛下(Catherine)曾经鼓励德国农民迁移到她王土的另一处-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地区(Ukraine)，我们的祖先于是离开德国，在南俄罗斯安定下来。这些工作勤劳、笃信上帝、亲情浓厚的家族，不管是在俄罗斯旅居还是移民美国后，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日尔曼文化，包括语言与饮食习惯。我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孩提时祖父说的德语方言。由于十九世纪末期俄罗斯民族主义日益高涨，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农庄，乘火车背井离乡，然后又坐船远去美国，在北达科它州定居。动笔写这书时，我去了一次乌克兰，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些家族史。

我成立的USANA健康科学公司全力支持儿童解饥基金(Children'sHungerFund)的慈善活动。作为慈善活动一部份，我曾经拜访过罗马尼亚及乌克兰的一些孤儿院，这些孤儿院一直接受我们的经济援助及营养补给，以提高数千名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健康水平。期间的所见所闻揪心抓肺，大可写在我以后的书中。

有天早上我们在奥德萨(Odessa)以北一百公里处行驶，距离我祖先居住地不远。当车子飞驰在那苍凉美丽起伏着的麦田时，我忍不住露出会意的微笑。我以前老想不通我的亲人们离开乌克兰后，为何会移居至北达科它州的拿破仑镇，现在谜团终于解开了。两处不光在地形惊人地相似，而且纬度-尽管相隔千山万水-也完全一样。在乌克兰的那个地方开车，就像是行驶在北达科它州我故乡那条鲜有人走的路上。尽管祖上迁来美国时并没保留多少俄罗斯传统，我着实对俄罗斯人民怀有特殊感情，这感情促使我将医疗研究基地设在莫斯科，还延聘了数名杰出的俄国科学家来USANA合力继续营养学研究工作。

最近，我们与莫斯科心脏病学研究院(CardiologyResearchInsearchInstituteinMoscow)合作，研究氧化脂的细胞毒素。我们已经能够用研究院的超高速离心机来细分血液样本，隔离出乳糜微滴，这种微滴照道理含有将被消化的氧化脂。然后我们将其导入细胞培养基，观察细胞对摄入脂质的反应。结果令人难以置信：我们看见乳糜微滴一经导入就造成了大批细胞坏死。另一项同样重要发现，是当我们向志愿者注入某些抗氧化物时，这种细胞坏死的程度减至最低。打个比方吧，假设您吃了一顿标准的快餐，有汉堡包、薯条和巧克力奶昔，然后我们马上用先前所述的方法对您进行血样采检。我们从您的那顿饭中隔离出含有氧化脂质的那部份，肯定会令您大吃一惊。您将亲眼看到这种细胞坏死。我曾在公开发表会上把实验幻灯片放给席上的听众看，也请他们从更科学的角度仔细研究当日的午餐。

幸运的是，通过正确的营养补给和生活方式，我们是可以降低这种细胞破坏的。与其临渴掘井，不如未雨绸缪。拉丁美洲及东欧的村落和孤儿院中那些忍饥捱饿、营养不良的孩子们迫切需要优质的营养产品，另方面，在富足的美国，孩子们衣食无忧甚至食过所需，可是他们也与捱饿的儿童一样需要优质的营养产品！这真是可笑又可悲啊。我想我的故事有点说过头了。让我还是回到北达科它州的那个小男孩吧。

我在拿破仑镇的孩童时代虽然平淡，也算是快乐的。我虽然不是明星运动员，却喜欢体育，在所有中学体育项目中颇有表现。我喜爱音乐，参加过合唱团，组过乐队。我本想学拉小提琴，可因为我哥哥是吹小号的，妈妈又坚持节俭，结果我以后的音乐生涯就只好一直呆在管乐区。我母亲是个虔诚教徒，每个星期天都要我们去教堂，每年夏天都要我们参加教区宿营。她想我当牧师，当我表现出对生命科学及音乐的热爱并可能将此选作事业时，一度令她感到失望。

那是段舒适的生活，有相互关爱的家庭，有可以学习的好榜样。我父亲是个庄稼人，就像我们的祖祖辈辈，像那时候北达科它州的大多数人一样。我还能记得，我们干着杂活儿，土壤肥沃富含矿物，那些营养成份都凝聚在我们晚餐桌上的食物里。我父亲亚当有一点异于他的同辈人-他务农外还经商。他除有农庄外，还和弟弟开了一间五金店、一间家具店，后来又收购了一家叫约翰迪尔(JohnDeere)的农具店及福特(Ford)代理经销店。我确信我的经营观念中有一部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为了照顾生意，我的双亲从乡下的农庄搬去城里。因为他们住在城里却又在郊外种地，被人们叫做“路边农夫”(sidewalkfarmers)。我们吃得不错但并不奢侈，过着你们印象中的小康之家生活。

上中学时发生的几件事对我的生活有巨大影响。第一件是我接触到莱纳斯.鲍林(LinusPauling)的著作，如饥似渴地阅读后在理科班写成了学期报告。在我看来，莱纳斯.鲍林(LinusPauling)是个天才，他见解独特，算得上美国数一数二的优秀科学家。他独自赢得两届诺贝尔奖(NobelPrizes)，这是史上绝无仅有的。鲍林博士关于宇宙本质的思考-他对这个世界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看法-对我们所有人有着难以言明的深远影响。他对我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。

我从他那里得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见解：哪怕是再微小的改变-原子层的碱基对出错-也会造成严重疾病。他关于镰状细胞血症的著作，为医药科学调研作出了里程碑式贡献。我不会忘记他在放射能危险性方面的研究成果，还有他发现的辐射接触对人体有终身性累积危害。他是物理学家，却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，这对我将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起了重要作用。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涉猎的范围广博，不但深入考察核战的可怕影响，还在维他命C作为预防性疗法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。他在这个领域播下种子，引导后继者开始认真通过营养学治疗衰退性疾病的方法。

在莱纳斯.鲍林(LinusPauling)身上，我学会了坚持，只要理据充份，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，纵使批评的人有权有势，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立场。鲍林博士成就卓越，但仍要经常对抗社会当局，由此所引起的风险也不可小觑。我刚入大学时并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，但我按自己的想法做事，不人云亦云，拒绝跟别人走那条“康庄大道”。我特别尊崇莱纳斯.鲍林还有另一个原因，他的父亲在33岁那年过世，那时他年仅9岁；而我父亲去世时我也只有17岁。

我父亲为人慷慨仁慈，深受爱戴。大学毕业回家，我们那儿随便哪个农庄还是小铺，只要听到亚当.华斯的儿子来了，无不备酒以迎。我遇见的每个人似乎都受过我父亲的恩惠，他们对父亲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。触景伤情，我更接受不了他的早逝。他死于心脏病，享年57岁。从我懂事起，他就一直深受病魔折磨，需长期住院，用药不断。父亲去世时我真是肝肠寸断：我多么想得到他的指导和认可，但我以前一如其它少年一样，很少时间陪他。直到他去世了，我才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苦感觉。我想为社会作点贡献，一方面出于未对父亲尽孝的一种弥补心情，另一方面也慰藉了那些尊敬他的人们。

为将来着想，我中学毕业后离家去了伊利诺斯州(Illinois)内珀维尔市(Naperville)的北中央大学(NorthCentralCollege)就读。选校时，我得知北央大在医学预科和音乐方面声誉超着，这两门学科正好是我的兴趣所在。正如人不能同时骑两匹马，要我同时选音乐和生物修双专业是高难度挑战，鱼与熊掌难以兼得。有一次有机化学我考了个低分，生物教授劝告我说：“麦伦，要是你想在医药科学领域发展，就必须埋头苦学那些课程。既然决定了方向就不能分心两用。”将心爱的音乐置于副业可不是个轻松决定，但我终于作出了正确选择，并于1963年获得生物学及医学预科的学士学位。我终身都不后悔当初所作的决定，而我对各类美妙音乐的锺爱也从未间断过-当然我更偏爱歌剧和古典乐。

我现在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坐上自己的游艇LaVie号，远离人群，轻轻靠在英伦维珍群岛(英属处女岛：BritishVirginIslands)如水晶般清澈的海湾旁，打开音响，听着路西亚诺.帕瓦罗蒂(LucianoPavarotti)那浑厚的歌声去触摸天穹。读过帕瓦罗蒂的传记后，我才知道当初是他父亲鼓励他成为专业歌唱家的，他母亲则希望他成为教师，因为教师较歌唱家在生活上更有保证。为使父母双方都高兴，他两方面都投入了精力。他在摩德纳(Modena)的成长经历就是一边接受歌唱训练一边在师范学校进修。刚毕业，他就找父亲商量择业问题：“我到底应该去教书还是去唱歌呢？”

“路西亚诺，”他父亲说，“你要是想同时坐两张椅子，就一定会摔在椅子中间。生活中，你只能选择一张椅子。”
我不敢说如果选择了音乐作为终身事业，我会较现在更成功。事实上，这两个世界的精彩我都有缘享受到。我既可以沉溺于世上最美妙的音乐，也能在成堆的科学出版物中察分子营养学方面的最新动态。这实在是个双赢的好决策。我在北央大就读期间的生命科学专业同学，后来大多数都去了医学院深造，这是大多数人所行的路，但我有自己的主见，不盲目跟从。我想打造出一份不与别人雷同，但更富创造性更有魅力的事业。我不想浑浑噩噩做个药贩子或纸上医生，我要为人类探出新的科学解决途径，不但充份利用现有的医药工具，还要不断研究发展新的。当时，我的脑子里装了些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，满怀一腔热诚想在这个领域作出更大贡献，于是受聘成为州立健康部的微生物学专家。原以为拿到这份工作只不过是形势使然，不久后我就明白这个机会决非巧合。那时我的志向豁然开朗，知道今后将致力钻研传染性疾病。

那可是些社会上的老大难健康问题啊-可我想碰碰看！科学期刊上尽是关于传染性疾病的理论、研究和新发现。连大众都赶上了这趟时髦，证据就是当时保尔.克里夫(PauldeKruif)写的畅销书“微型猎人”(MicrobeHunters)。

我仍在健康部上班，同时又进入北达科它州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医学微生物学，后来拿到了微生物学的硕士学位。离开北达科它州，我直奔盐湖城(SaltLakeCity)的犹它州大学(UniversityofUtah)攻读博士。我深深着迷于机体对传染性疾病的反应能力，而这里恰恰以免疫学系之强傲视群校，拥有极雄厚的教研力量。

回首我的早期经历，从拿破仑镇的平原来到盐湖城的山区，其中有一幕堪称我人生中的关键时刻。当我向母亲表示想投身医药科学时，母亲看着我轻轻说：“你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，你父亲就能托你的福，活得长些。”母亲的话在我脑海中留下了烙印，更坚定了我的信心，努力帮助别人，为人们的健康谋福利。

不管你在这条路上极速奔跑，或在上坡途中举步维艰，还是暂停脚步稍事休息-因为这条“孤独的路”是你自己选择的，那您必定明白生活不是书-翻到最后一页就算结束了。
当你穿行于俄罗斯的乌克兰、走在北达科它州拿破仑镇的郊外，或攀登着犹它州的瓦萨奇山脉(WasatchRange)，你知道生活更像广阔绵延的山恋、草原、以及山谷中层层起伏的农田。你知道生活就是一块成长中的庄稼地，随季节改变。夏天时它长得好些，秋天时就弱些。你春天种下的苗到了冬天可能就会死去。可你要是重新再种，勤耕勤灌，一定又会有好收成。你也知道那些杂草和害虫会不请自来，他们成群结队地入侵你的花园。虽说你不必像种庄稼那样勤力耕作，但要打理好你的园子，种出东西给家人、朋友以及有需要的人吃，你也得时刻看护，半点松懈不得。好的想法与其私藏不如和他人分享，它能使更多人投身进来参与事业发展。许多历史时期，农民总是留着庄稼地的一角不予收割，目的是留给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作粮食。这种做法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所食，也是农民们同情心的体现。他们心里想着别人，用不着将谷物全部割掉以显示自己的兴旺。这，就是选择了青云之路的人所为。